四川
当时延安对外来人员的审查很严，但这两人没有被过多盘问，因为他们身上带着一层特殊的身份。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人，在沈阳做过地下工作，苏方那边有记录。组织信任他们，把他们当作从敌占区归来的同志来对待。
没有人想到，这对夫妻从踏入枣园那天起，就已经在为日本人做事了。
张帆和田某是怎么被日军抓住的，要从沈阳那间杂货店说起。
他们受苏军情报组派遣，在沈阳潜伏，任务是搜集日军调动和关东军布防的情报。他们在闹市区租了一间铺面，开杂货店做掩护，无线电台就藏在店铺后面的暗格里。白天卖货，晚上发报。这种日子过了不短的时间，直到一天夜里，日军宪兵队的测向车锁定了信号来源。
杂货店被抄了。电台被搜出来，张帆和田某当场被捕。
按常理，落到日军宪兵队手里，接下来就是刑讯。但这两人没有被拷打。日军特高课的人坐下来跟他们谈，态度甚至称得上温和。他们手里捏着一张牌：张帆和田某的家人都在东北，老人、孩子，一个都不少。谈的条件很简单，全家的命换他们的合作。
一边是信仰，一边是至亲。两人在绝境里点了头。
日军给他们的任务很明确：回到延安，长期潜伏，不搞组织联络，不发展下线，只做一件事，把情报传出来。
张帆回到延安后，确实开始投稿了。他的诗写得不算差，内容也看不出什么问题。“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，遥望大兴安岭”，这样的句子读起来就是一个归来的游子在抒发乡愁。但问题出在退稿上。
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金祥连续收到了《解放日报》退回的稿件，都是张帆投的诗。退稿本身不奇怪，报纸版面有限，投稿不中被退回来是常有的事。奇怪的是退稿的频次和内容。连续几次退回来的诗稿，题材相似，都带着地名和方位，读起来像是行程记录。
社会部开始动了，他们没有直接去审张帆和田某，而是沿着这对夫妻从沈阳到延安的路线，一个站一个站地往回查。
社会部通过沈阳的地下党组织向苏方核实了一件事。张帆和田某从沈阳返回延安，苏军情报组根本不知道。他们没有接到苏方的任何指令，也没有向苏方报告过行程。换言之，这趟“归队”是自作主张的。
有了这两条线，事情就清楚了。社会部迅速将张帆和田某控制起来，由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。
日军的要求也很克制。不接头，不发展组织，不留实物证据，只通过公开渠道传信号。如果没有那些连续退稿，如果张帆的投稿频率再低一点，或者退稿没有集中到汪金祥的办公桌上，这条线可能会潜伏很久。
张帆被逮捕。田某在坦白之后，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，后来入了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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