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，台北一间补习班门口，17岁的白先勇与王国祥因赶课迟到，迎面撞在了一起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偶然相撞，会把两个年轻人的人生紧紧牵连38年。

白先勇出生于1937年7月11日，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。他是桂系名将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，出生地在桂林白公馆。父亲长期身在军政一线，家中事务多由母亲和长兄长姐照料，父子之间并没有寻常家庭那样密集的陪伴。

白崇禧管教子女颇严，尤其重视学业。家中吃饭时，他常询问孩子的功课，算术、读书都要当场考问。白先勇后来回忆，父亲虽然是军人，却总想办法把孩子送进条件较好的学校。这种教育方式带有旧式家庭的秩序感，也留下了父亲严厉而少言的印象。

童年真正温暖的记忆，更多来自桂林。白先勇七岁以前生活在那里，听家中厨子老央讲《薛仁贵征东》等故事。老央做过火头军，见闻不少，说起往事绘声绘色，常常让孩子听得忘了睡觉。白先勇后来称他为自己的文学启蒙者，并非客套。

战火很快改变了一切。随着局势恶化，白家辗转迁往重庆。白先勇求学期间患上肺结核，被安排住到山坡上的房屋中隔离治疗。那时医疗条件有限，肺结核令人畏惧，一个孩子被迫与家人保持距离，心理上的孤独并不比病痛轻。

白公馆灯火通明，宾客往来不断，山坡上的白先勇却只能远远看着。这个细节后来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。疾病、迁徙和父亲长期缺席，使他比同龄人更敏感，也更早体会到被隔绝的滋味。文学对他而言，不只是兴趣，还成了安放情绪的一处空间。

1949年前后，白家再次经历迁徙。白先勇先到香港，1952年才前往台北与父母团聚，并考入建国中学。两年后，那场意外相遇发生了。王国祥同样成绩出众，二人很快从同学变成知己，彼此之间形成了“异姓手足，祸福同当”的关系。

“既然都想学自己喜欢的，不如一起考。”

这句朴素的话，后来改变了两人的求学道路。白先勇原本选择成功大学水利系，还想参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；王国祥则进入机电系。接触专业后，两人都发现兴趣并不在那里，白先勇转入台湾大学外文系，王国祥则经过考试转入物理系，而且成为当时唯一被录取者。

这不是简单的同窗情谊。两人共同生活、共同读书，也共同面对人生选择。白先勇后来走上文学道路，王国祥则继续研究科学。道路不同，联系却没有中断。王国祥赴美国后从事物理研究，白先勇也在海外教学和写作，二人始终保持密切往来。

1973年，白先勇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期间，搬到一处住所。院子里的植物并不合意，他便着手改造。王国祥利用假期赶来帮忙，两人整整忙了一个多月，还一起种下三株意大利柏树。那段共同劳动没有宏大的场面，却成为他们关系中极具分量的生活印记。

多年以后，三株柏树长势不同，其中一株意外枯死。白先勇正在为此伤感时，得知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。大学时期，王国祥曾患过这种血液疾病，后来病情缓解；可二十多年后再次发作，治疗过程异常艰难。

白先勇陪他求医，往返于医院和住所之间，也曾为寻找治疗办法奔走多地。病情最重时，王国祥仍尽力保持日常生活，二人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还在院子里种下桂花。那些看似平常的安排，实际上是两个人对疾病和离别的共同抵抗。

1992年1月，白先勇陪王国祥度过最后一个生日。同年夏天，王国祥病逝。自1954年相识，到1992年分别，38年的相守并没有一纸传统意义上的证明，却体现在共同求学、迁居、治病和生活细节之中。白先勇后来撰写《树犹如此》，专门追忆这位故友，字里行间的沉痛十分明显。

白先勇的文学创作，也与这段人生经历密切相连。1977年出版的《孽子》，把台北前路新公园一带一群同性恋青年的处境写入小说。作品没有只写情感关系，而是写他们与家庭、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冲突。那些离家、流浪、等待理解的年轻人，身上都有时代留下的伤痕。

白先勇曾说，父亲白崇禧知道他的特殊性取向。白崇禧喜欢看儿子的作品，对《月梦》等文字也有所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白崇禧没有因此公开斥责，也没有强迫儿子改变。父子之间很少直接谈论，但这种沉默并不等于毫不知情。

白崇禧一生身处军政风云，性格强硬，家庭教育也严格，可他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当成命令来处理。白先勇改读外文、放弃水利专业时，父亲虽有自己的期待，却没有采取强制手段。后来儿子凭写作站稳脚跟，他的态度也逐渐转为接受。

“只要你把自己的路走好，父亲未必需要多说。”

这或许不是白崇禧亲口留下的话，却贴近白先勇后来描述的父子相处方式。对那个年代的父亲而言，理解并不一定表现为热烈表态，有时只是不过度干涉，允许孩子承担自己的选择。白先勇能够写出《孽子》，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家庭彻底推向门外。